问题的核心-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为了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与选择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理性人假设条件下，供给者和消费者会做出目的类似但是表现不同的选择。

消费者选择的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由于消费者的收入是有限的，不可避免的面临预算约束。但是其面临的选择是多样化的，消费者需要在收入的约束下做出选择最优的消费组合，以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但是对于生产者而言，其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是利润最大化。在成本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供给者需要对于要素投入组合做出最优化的选择，从而在既定的商品市场价格条件下，获得最多的利润。

以上的分析中，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可以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系。其他不同市场类型的分析都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基础展开的。

经过这么些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却普遍感觉到了迷茫。很多原来被嗤之为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如今不仅死灰复燃，甚至还为人们竟相效仿。原本被人推崇的英雄形象现在却被“恶搞”而变得面目全非。变革中的中国究竟会走向何方？什么才是人们真正追逐的目标呢？这些问题不光拷问着还在追逐着梦想的普通百姓，也许也缠绕在许多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中。

要问答这些问题，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现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或者，搞清楚现时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所谓文化，就“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申漳，）“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行为的一套持久的信念，它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的，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郭莲，）文化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张岱年归纳为四点：即是㈠天人合一，㈡以人为本，㈢刚健自强，㈣以和为贵。（张岱年，）这四点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文化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是讲究和谐和睦的。这样的总结让国人感觉很好，但不能说明现时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比如说环境污染问题，医疗教育费用逐年上涨问题等等。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特点的总结为：“㈠自私自利，此指身家念重、不讲公德、一盘散沙、不能合作、缺乏组织能力，对国家及公共团体缺乏责任感，徇私废公及贪私等。㈡勤俭，此指习性勤俭、刻苦耐劳、孜孜不倦、好节省以至于吝啬、极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之精神等。㈢爱讲礼貌，此一面指繁文缛节、虚情客套、重形式、爱面子以至于欺伪；一面亦指宁牺牲实利而要面子，为争一口气而倾家荡产等。

㈣和平文弱，此指温顺和平、耻于用暴、重文轻武、文雅而不免纤弱、特喜调和妥协；中庸及均衡、不为己甚、适可而止等。㈤知足自得，此指知足安命，有自得之趣，贫而乐、乐而无怨、安分守己、尽人事听天命、恬然而爱好自然风景、少以人力胜天之想等。㈥守旧，此指好古薄今、因袭苟安、极少进去冒险精神、安土重迁、一动不如一静等。

㈦马虎（模糊），此指马虎笼统、不求精确、不重视时间、不讲数字、敷衍因循、不彻底、不大分彼此、没有一定规律等。㈧坚忍及残忍，残忍指对人或动物缺乏同情；坚忍则谓自己能忍耐至至高程度。克己、自勉、忍辱、吃亏等都属于此。对内对外两面，实亦相连之事。㈨韧性及弹性，韧性止于牢韧，弹性则并有弹力。此不独于其个人生命见之，全民族全历史恰亦证明如此。此不独其心理精神方面为然，于其体质及生理现象亦证明如此。

㈩圆熟老到，此盖为中国民族之总括的特征，…其含义有：悠悠然不慌不忙、稳健、老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近情近理、不偏不倚、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适应性及潜力。”。

此总结虽为大半个世纪前所做，但读罢，想必仍要震慑于老先生的洞察力，这中间的绝大多数仍然直指现时的中国文化，而此时的文化已然经历了近百年的传统文化批判、文化重塑，不想，却是新瓶装旧酒了。

也许真的要感叹中国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哪怕只要有点星火，就可能要燎原。

然而，梁老先生总结的中国文化特点，却绝不是什么堂而皇之的殿堂文化，甚至有些委琐，与先进那是相去何止万里。如此文化为何又有如此的生命力呢？

到是张岱年老先生的“以人为本”道出了缘由。

梁先生的总结与张先生的归纳的本质区别，好像就归因到了一个还在争论的话题上：人，性善，性恶？本文亦不想趟此混水，到是把西方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拿来做个分析可能更加稳妥和贴切些。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了5个层次，分别为生理、安全、社交、自尊和自我实现。既为层次，则此5类需求就有高低上下之分，即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人们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显现出来。至于谁会最终引致人们采取行动，却是所谓主导需求起作用。

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两位先生的差异，那么，张先生所言的就是人们在追求高层次需求时的文化特征，而梁先生所言就直指人们在满足低层次需求时的文化特征了。

那么，是什么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主导需求呢？

一个原因是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的低层次需求无法满足。在中国遭受了列强欺辱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梁先生著《中国文化要义》的时候，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梁先生耳闻目睹，对中国文化做此总结就很正常了。

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高层次需求被遮蔽了。现时的中国百姓，虽然号称“当家做了主人”，但实际上仍是被官所压，反倒是“公仆”站在了主人之上，心情郁闷就可想而知了。大家通过生理需求的满足来释放过多的追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中国的SQ业也因此而繁荣“娼”盛了。

这样的分析，就得出了本文的结论：中国现时的核心价值观仍然是图利，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去，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不好听，但很中肯。

要想改变，就只有寄希望于社会里的先进分子为这个社会做出表率，就像红军长征所表现出来的“为人民舍生取义”的精神一样。只是，还能吗？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在重要文件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之所以说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民族权益问题，是因为民族权益包括民族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发展，这三者是民族关系的焦点、热点和主题。

民族关系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现实反映性和折射、利益平衡性和合理性等特点，民族关系发展进程中必须突出民族权益问题，只有民族的权益得到了保障，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的共同繁荣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