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必要性

1、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年会的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2、中国梦，不仅是富强中国梦，也是美丽中国梦。而且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没有美丽中国，就很难有富强中国，因为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在经济总量上登上了世界“领奖台”，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我们的“财富之母”土地，污染总超标率达16，水土流失严重；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在全国100多个按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城市中，达标比例不到10％。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对民族振兴的未来感到忧虑。年3月1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水：“原油可以进口，世界石油资源用光后还有替代能源顶上，但水没有了，到哪儿去进口？”同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又谈到了森林，指出森林“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关系生存安全、淡水安全、国土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和国家外交大局。

必须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不仅水和森林的约束在加剧，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重要资源也日趋紧张，有的已经形成了发展瓶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振聋发聩地发出号召：“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让历史的春秋之笔为当代中国人留下正能量的记录。”。

3、实现中国梦，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始终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占据制高点。而我们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不仅透支了大量的宝贵资源，更使许多地方的经济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这种状况如果再不改变，未来不要说制高点，即使是我们现在已经占据的地位都有可能失去，世界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因此，下决心转型升级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环顾世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各国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发展引擎，打造新的经济生长点。早在年4月，习近平同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时就鲜明地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一个大趋势现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绿色新政”，欧盟制定了《欧盟》发展战略，日本推出了“绿色发展战略”，韩国提出了《国家绿色增长战略（至年）》。

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迅速加入了“绿色大军”行列，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并着手大力推进。他们的经验与思考，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必须高度的是，在许多科学家眼中，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绿色工业革命，堪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全世界兴起的时候，我们落伍了。以电子和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实际上只赶上了半程。

而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我们与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一些诸如技术和资源领域不仅并不落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将绿色工业革命视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把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机遇，加快制定绿色发展战略，用以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并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在节能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电子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战略性绿色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抢占未来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

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理论或法律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

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影响，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

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

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年参观江苏企业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

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人口较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倍。

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规律，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含义：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以科学发展观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不断克服人类活动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实质：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认识上应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环境、优化经济结构的意识，将环境保护作为新阶段推进发展的重要任务。

举措：

在政策上拟订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政策体系，采取总体制度一次性设计、分步实施到位的办法。

在措施上应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采取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

在行动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参与保护环境，使环境保护事业融入全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