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平遥日升昌票号讲解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曾经垄断了中国的汇兑业务，开创了中国金融的先河。以乔家、王家、常家、渠家等为代表的晋商，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可以说日升昌的票号业对后来的乔家的票号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开办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

试题分析：清道光四年（公元年），晋商在山西平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升昌”

票号，经营货币汇兑业务，B、D项正确；同时也说明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A项正确；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南方，C项错误。故选C。

点评：明清：城镇商业依然呈现繁荣景象：农副产品大量涌入市场；区域间长途贩卖贸易发展较快；

出现商帮，其中以徽商、晋商实力最强。

票号产生的年代

明末清初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康熙朝说

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乾嘉时期说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道光初年说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

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

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汇票亦名会券。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载：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清高宗实录》卷，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

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

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

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

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

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可能在道光初年。据嘉庆二十四年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捐银商号名单中，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120两，名列榜首。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文物出版社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颜料行会会馆碑记》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颜料行会碑记》，文物出版社年版）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嘉庆只有25年，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之后，道光十八年之前。

又据道光八年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银达数百万两，“俱系会票往来”。（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再者，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雷履泰捐银四十两”。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可见，雷氏此时尚健在，但已是74岁了。而道光八年前雷氏正是50多岁，年富力强，阅历深，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