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王导建立东晋

不是。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

王导，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字茂弘，晋朝琅砑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琅砑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不凡，是将相的才器。及长为司空刘蹇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和司马懿的曾孙、琅砑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任命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群从弟子布列显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出身中原著名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

元帝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导的支持。元帝因此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极为倚重。长江流域建立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曾有晋墓砖铭赞道：。

永嘉世，天下灾，

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

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

余广州，平且康。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南北氏族绥抚新旧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剂新来的北方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东晋建国之前，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渡江避乱。卫导曾劝司马睿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作属官，使他们有个安身之地。

当时知名的有：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凌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颧为行参军，前太守庾亮为西曹椽等。但有不少名士在开始的时候，对东晋的前途是怀疑和悲观的。

例如，桓彝在初到时，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很为担心，他对周颉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当王导和他纵谈形势以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我见到了‘管仲’，不再忧虑了尸有一次诸名士在长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颉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可是抬眼只见长江，不见黄河。”在座的听了都哭了起来。

王导正色劝导说：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象“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砑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

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

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

”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扛苏宜兴县周圯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经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

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

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流亡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

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姓司马以外，其他任何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了。

晋元帝登帝位以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逢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仍能保持常态，不作计较，说明他胸有成府。

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刘隗逃奔石勒。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出面来维护帝室。

原来西都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欲专国政，恐怕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至王敦攻入建康以后，对王导说：“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又加紧图谋篡夺，王导站在维护帝室立场坚决反击。这时王敦病重，不能自将，其兄王含为元帅，以水陆军五万陈于江宁南岸。王导致信王含说：“你今天这番举动，恰似王敦当年所为。但形势已完全不同：那年是因为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就是我自己也想外离以求自济；可是今天，先帝虽然去世，还有遗爱在民，当今圣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

如果你们竟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作为人臣，谁不愤慨？”并坚决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同时具体部署兵力坚决抵抗。先是王导听说王敦病重，就率子弟为敦发丧，将士们以为王敦真的死了，大大鼓舞了士气。在一个夜晚，王导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千余人渡江偷袭，王含无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报以后，气急败坏地大骂王含：“这个老婢，坏了我的大事”不久就死了。王敦无子，以含子应为嗣。

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为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卫敦虽因谋反而死，但王导却以保卫帝室有功，以司徒进位太保，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琅砑王氏仍然是当时最大的望族。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病死，幼主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后为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消灭，收复建康。王导是坚持维护司马氏政权的。

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王导为政的措施之三，是“清静为政”，即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法，来处理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有势力的大族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对于这些大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东晋初年，石头仓米一万斛为豪强所盗，朝廷不去追究，却以处置仓库监守来塞责。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下一网、安一篆，都要被没收鱼器和罚绢十匹。有民谣愤怒地唱道：

廷尉狱，平如底；有钱生，无钱死

这就是王导的“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方针的具体执行。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都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颐荣的族子颐和不说话。王导问他所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的人都自悔失言。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就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

如陈颧曾致信王导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不听他的劝告，听任参佐避事自逸，清谈误国，而月把屡发正论的陈颧贬出去当郡太守、明帝死后，王导和庾亮同受遗诏，共辅幼主。当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他密为之防。

王导说：“他若来了，我就‘角巾还第’，有什么可怕呢？”表现恬淡无为，不计进退；可是王导心里对庾亮很不服，骂庾是“尘污人”。

除了政事以外，王导对于教育事业是关心的。当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他曾上书元帝，提出“尊道而贵士”，“先教而后战”，“取才用士咸先本于学”，认为“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雨沾肌骨，习以成性”，就可以“迁善远罪，行成德立”，“事君则忠”，“泣下则仁”。主张“择朝之弟”入学，“选明傅修礼之士”为师，“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当然，王导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他还谈到“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爱国之心尚未全泯。但他认为，要象“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一样，经过教育感化，讲究礼仪揖让，就可以使入侵的少数民族“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未免迹近荒唐了。

偏安江左和睦共处

王导平日性情谦和宽厚，心有测隐仁爱之心，故能忍让、调剂各方面矛盾，基本上做到和睦共处。当时王恺、石崇以豪侈为尚。有一次，石崇大宴宾客，王导和王敦都在座，石崇使美人敬酒，如客人饮酒不尽，就将美人杀掉。王敦故意不饮，敬酒的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无视。王导素不能饮，恐怕敬酒的美人被杀，勉强尽觞。但王导也有徇私伤害别人的事情。

当王敦起兵反晋的时候，王导每天带领宗族子弟诣阙待罪，曾苦苦相求尚书左仆射周颇字伯仁相救。当时周颇口里未应而实际却上表力辩王导的忠诚，王导并不知情因此内心含恨。王敦攻入建康后，曾经请示王导如何处置周颇，首先问：“可为三公？”导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又不应；最后王敦说：“那末只有把他杀了”王导仍然不表态。于是王敦就将周颇杀了。

等到清理宫廷档案时，发现了周颇相救王导的表章，王导才叹悔说：“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后来这句话传下来变为一句成语。

总之，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剂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这个局面也是王导和晋元帝所专注和希冀的。

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而且祖逖曾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祖逖后来并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和信用，以致忧愤而终。这不能不说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王导、庾亮相继死后，朝野忧惧。朝廷以陆玩拜司空。陆玩再三辞谢，他叹息着对宾客说：“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没有人材了”时人认为这是明智的看法。当时，东晋的确又遇到一次危机，就是桓温的篡夺事件，不过由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桓温的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的弟弟桓冲做荆州刺吏，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各大族势力平衡的“镇之以和静”的作法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王导保持东晋偏安的政治措施的积极影响作用。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祖谢缵，曹

魏时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据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补遗》所收“谢

府君神道”）；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博物多闻”，“以儒素

显”，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一作褒），

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出

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有

良好的修养。四岁时，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

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年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

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当时社会名

流如刘真长、王羲之、王蒙、支遁等都对谢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社会上

把谢安看作安民救世的人物。但谢安早年无意仕宦，朝廷公府虽屡次召辟他

出来做官，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退。他寓居在会稽的东山（今浙江上

虞县一带），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过

着逸士一般的悠闲生活。咸康中，在扬州刺史庾冰的强迫下，不得已出任为

庾冰的僚属，但只一个月左右，便又辞职回家。后吏部尚书范汪提名谢安任

吏部郎，谢安即写信拒绝。御史中丞周闵奏谢安被召，历年不到任，应禁锢

终身。经皇帝下诏才赦免。谢安堂兄谢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

四州军事，握有相当的军政大权。升平元年（357）谢尚死，谢安的哥哥谢奕

接任谢尚的官职。次年，谢奕也死去，其职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

家，屡出大官，家门富贵，只有谢安一人隐退。谢安妻子是名士刘惔的妹妹，

也是名门闺秀，问谢安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谢安轻蔑地说：“恐怕免不了要

出来的。”谢安隐居时，每外出游玩，常带妓女相随，司马昱（后即位为简

文帝）当时任宰相，听后说：“谢安既然肯与人同乐，也不会不与人同忧，

召他会出来的。”果不其然，谢安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政局有明智的

见解。隐居时，亦常常协助兄弟从政。谢万任吴兴郡太守时，谢安随万赴任。

谢万有时贪睡，谢安便往床前，手叩屏风呼他起来理事（《太平御览》卷七

○一引《俗说》）。升平三年，谢万奉命讨伐前燕，谢安也随军北上。谢万

为人傲慢，谢安便劝他说：“你身为元帅，应常常关心手下将领，使大家齐

心协力，哪里有像你这样傲慢而能成事的呢？”谢万不听，反而每称诸将为

“劲卒”，手下的人都对他很不满。谢安十分着急，亲自登门拜访谢万的部

将，对他们厚相逊谢亲托，自队帅以下无一例外，深得人心。后谢万战败，

手下本欲乘机起事，因念及谢安的缘故才作罢

在南京秦淮河畔有个乌衣巷，是历代诗人大发诗兴的地方，最有名的当然要算刘禹锡的《乌衣巷》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向寻常百姓家。”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咏史诗。朱雀桥，在作为六朝都城建业（南京）的正南门外，是当时车马填塞的交通要道，至唐代已是野草丛生一片荒凉之地了。

乌衣巷，是东晋时豪门贵族聚居之处。他们的子弟，人称为“乌衣诸郎”，这巷名便由此而来，当时的豪华热闹于此可见，可是如今夕阳残照，冷冷清清，显示出衰败气象。开头两句诗如双峰突起，不仅地名相对，而且颜色也相对，堪称工对，写出了惨淡凄凉的景象，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兴衰所发出的感叹。下联因景生情，用叙事的笔调抒发感慨。据传王导家建有一堂，堂上悬有书写“来燕”二字的匾额。

诗人从燕子的飞翔，引出了人事的变化、盛衰的变化，实际上却反映了整个封建王朝贵族的共同命运。他们的所谓炙手可热、荣华富贵，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也含有警告当时统治者切莫重蹈覆辙，诗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

至于宋人贺铸的“访乌衣，成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也同样寄托着沧桑之变的情怀，使人读后有抚今思古，不胜感叹。至于诗和词中所提到的王谢二家，就是指的东晋王导和谢安二家。

关于这首诗相传有个故事，说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在白居易家作客，谈到南朝兴亡，打算各做一首《金陵怀古》诗，刘禹锡斟了一杯酒饮完后，诗就做成了。白居易吟诵了这首诗说：“四人探珠，你（刘禹锡）已先得珠子，还要龙爪做什么？”于是三人就停笔不作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姑置不论，但由此可见人们对这首诗的评价确实是很高的了。

王导是东晋初年的宰相，权势显赫，威震朝野，当时有“王与马（指晋帝司马氏）共天下”的歌谣。成语中有“新亭对泣”，表示思念故国的意思，就是说的王导的故事。一次王导与北方逃难过江建立东晋的同僚在南京郊外新亭（又名劳劳亭）饮宴。座中周侯岂页叹息地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发出了山河沦陷的感叹（当时北方领土沦陷在匈奴人刘曜之手），于是在座的宾客都相视流泪。

王导见此情景，愀然变色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勉力国事），克复神州（收复中原失地），何至作楚囚相对（何至于那样没有出息作当年被俘的楚国囚犯那样相对哭泣呢）？”王导的话慷憾激昂，批评了在座同僚消极悲观的情绪。虽然只有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却把王导为人鹤立鸡群，见识不凡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事见《世说新语》）。

诗词中提到的“谢”，就是谢安，别名安石，他是晋孝武帝的丞相，人称谢太傅，功勋卓著，曾一度辞官退隐浙江会稽东山，当时曾有“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足见他的威望之高。后复出主持大局，因此又有“东山再起”的成语，表示免职以后再度掌权的意思。后秦符坚扬言投鞭可使长江断流，率领大军进驻淝水北岸，威逼东晋，朝野震恐。谢安时任征讨大都督，他从容调度，终于大破符坚、是为军事上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

据说他侄儿谢玄从前线送回报捷书信，可是谢安得信后面上却了无喜色，对弈如故。及至下完棋返回内室，终于压不住内心喜悦，鞋后跟过门槛时折掉，他高兴得竟然没有察觉，其镇静自若，儒雅风流，在历史上一直传为佳话。

王导、谢安与书法都大有渊源，两人都是东晋的大书法家。王导是王羲之叔父，擅长行草，《书断》称他的书法是“风棱载蓄，高致有余，类贾勇之武士，等相惊之戏鱼”。意思是说他的草书写得既饱含棱棱风骨，又高雅而有韵致；既有武士的雄伟，又如戏鱼般的灵活娇曳。王羲之书法得以成名，与王导指点是有关系的。

在东晋书坛上，王导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身居丞相职位，而且在书坛上他也是名列前矛。他闲下来就喜欢弄弄笔头，挥毫不止，他学的是钟繇、卫笔法，即使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王室南渡时刻，王导也没有忘记把钟繇的《尚书•宣示帖》藏在衣带里带到南方。足见他对钟繇书法的爱好了。

至于谢安，他是参加王羲之兰亭集会的一员，平日与王羲之诗酒唱和，书法切磋。据《书断》所述，谢安学写正、草书体就是就教于王右军。《述志赋》称谢安“善草正，方圆自穷”。谢安的草书在东晋是很有名气的，有副对联写道：“谢草郑兰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其中的“谢草”，看来就是指的谢安草书，又如宋代词人、书法家姜夔曾说过：《兰亭记》及右军诸贴第一，谢安石（即谢安）、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由此可知谢安书法、尤其行草书的知名度是仅次王羲之的了。

我只有前面一个，给你

曹魏大臣王祥有个弟弟叫王览，王览是王导的祖父。王览有个侄儿叫王基，是曹魏名将。王基的儿子就是王敦了，王敦鼎盛时期号称有半个东晋。王羲之是王导和王敦的亲侄儿。王羲之有个堂弟叫王彪之，是东晋后期的著名大臣，曾和谢安一起反对桓温封公建国。南齐大臣王融是王导的六世孙，曾帮助竟陵王萧子良争夺皇位，失败，被杀。

亲戚、兄弟关系啊，都是一个家族的，王衍和王澄是亲哥俩，而王戎则是他们的堂兄，王诩是他们的族弟，王敦和王导是堂兄弟关系，王敦、王导兄弟是王衍、王戎的从弟。

王导，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字茂弘，晋朝琅砑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琅砑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不凡，是将相的才器。及长为司空刘蹇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和司马懿的曾孙、琅砑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任命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群从弟子布列显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出身中原著名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

元帝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导的支持。元帝因此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极为倚重。长江流域建立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曾有晋墓砖铭赞道：。

永嘉世，天下灾，

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

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

余广州，平且康。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南北氏族绥抚新旧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剂新来的北方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东晋建国之前，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渡江避乱。卫导曾劝司马睿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作属官，使他们有个安身之地。

当时知名的有：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凌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颧为行参军，前太守庾亮为西曹椽等。但有不少名士在开始的时候，对东晋的前途是怀疑和悲观的。

例如，桓彝在初到时，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很为担心，他对周颉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当王导和他纵谈形势以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我见到了‘管仲’，不再忧虑了尸有一次诸名士在长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颉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可是抬眼只见长江，不见黄河。”在座的听了都哭了起来。

王导正色劝导说：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象“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砑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

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

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

”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扛苏宜兴县周圯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经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

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

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流亡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

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姓司马以外，其他任何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了。

晋元帝登帝位以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逢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仍能保持常态，不作计较，说明他胸有成府。

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刘隗逃奔石勒。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出面来维护帝室。

原来西都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欲专国政，恐怕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至王敦攻入建康以后，对王导说：“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又加紧图谋篡夺，王导站在维护帝室立场坚决反击。这时王敦病重，不能自将，其兄王含为元帅，以水陆军五万陈于江宁南岸。王导致信王含说：“你今天这番举动，恰似王敦当年所为。但形势已完全不同：那年是因为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就是我自己也想外离以求自济；可是今天，先帝虽然去世，还有遗爱在民，当今圣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

如果你们竟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作为人臣，谁不愤慨？”并坚决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同时具体部署兵力坚决抵抗。先是王导听说王敦病重，就率子弟为敦发丧，将士们以为王敦真的死了，大大鼓舞了士气。在一个夜晚，王导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千余人渡江偷袭，王含无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报以后，气急败坏地大骂王含：“这个老婢，坏了我的大事”不久就死了。王敦无子，以含子应为嗣。

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为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卫敦虽因谋反而死，但王导却以保卫帝室有功，以司徒进位太保，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琅砑王氏仍然是当时最大的望族。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病死，幼主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后为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消灭，收复建康。王导是坚持维护司马氏政权的。

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王导为政的措施之三，是“清静为政”，即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法，来处理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有势力的大族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对于这些大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东晋初年，石头仓米一万斛为豪强所盗，朝廷不去追究，却以处置仓库监守来塞责。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下一网、安一篆，都要被没收鱼器和罚绢十匹。有民谣愤怒地唱道：

廷尉狱，平如底；有钱生，无钱死

这就是王导的“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方针的具体执行。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都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颐荣的族子颐和不说话。王导问他所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的人都自悔失言。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就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

如陈颧曾致信王导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不听他的劝告，听任参佐避事自逸，清谈误国，而月把屡发正论的陈颧贬出去当郡太守、明帝死后，王导和庾亮同受遗诏，共辅幼主。当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他密为之防。

王导说：“他若来了，我就‘角巾还第’，有什么可怕呢？”表现恬淡无为，不计进退；可是王导心里对庾亮很不服，骂庾是“尘污人”。

除了政事以外，王导对于教育事业是关心的。当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他曾上书元帝，提出“尊道而贵士”，“先教而后战”，“取才用士咸先本于学”，认为“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雨沾肌骨，习以成性”，就可以“迁善远罪，行成德立”，“事君则忠”，“泣下则仁”。主张“择朝之弟”入学，“选明傅修礼之士”为师，“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当然，王导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他还谈到“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爱国之心尚未全泯。但他认为，要象“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一样，经过教育感化，讲究礼仪揖让，就可以使入侵的少数民族“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未免迹近荒唐了。

偏安江左和睦共处

王导平日性情谦和宽厚，心有测隐仁爱之心，故能忍让、调剂各方面矛盾，基本上做到和睦共处。当时王恺、石崇以豪侈为尚。有一次，石崇大宴宾客，王导和王敦都在座，石崇使美人敬酒，如客人饮酒不尽，就将美人杀掉。王敦故意不饮，敬酒的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无视。王导素不能饮，恐怕敬酒的美人被杀，勉强尽觞。但王导也有徇私伤害别人的事情。

当王敦起兵反晋的时候，王导每天带领宗族子弟诣阙待罪，曾苦苦相求尚书左仆射周颇字伯仁相救。当时周颇口里未应而实际却上表力辩王导的忠诚，王导并不知情因此内心含恨。王敦攻入建康后，曾经请示王导如何处置周颇，首先问：“可为三公？”导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又不应；最后王敦说：“那末只有把他杀了”王导仍然不表态。于是王敦就将周颇杀了。

等到清理宫廷档案时，发现了周颇相救王导的表章，王导才叹悔说：“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后来这句话传下来变为一句成语。

总之，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剂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这个局面也是王导和晋元帝所专注和希冀的。

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而且祖逖曾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祖逖后来并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和信用，以致忧愤而终。这不能不说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王导、庾亮相继死后，朝野忧惧。朝廷以陆玩拜司空。陆玩再三辞谢，他叹息着对宾客说：“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没有人材了”时人认为这是明智的看法。当时，东晋的确又遇到一次危机，就是桓温的篡夺事件，不过由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桓温的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的弟弟桓冲做荆州刺吏，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各大族势力平衡的“镇之以和静”的作法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王导保持东晋偏安的政治措施的积极影响作用。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祖谢缵，曹

魏时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据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补遗》所收“谢

府君神道”）；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博物多闻”，“以儒素

显”，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一作褒），

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出

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有

良好的修养。四岁时，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

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年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

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当时社会名

流如刘真长、王羲之、王蒙、支遁等都对谢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社会上

把谢安看作安民救世的人物。但谢安早年无意仕宦，朝廷公府虽屡次召辟他

出来做官，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退。他寓居在会稽的东山（今浙江上

虞县一带），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过

着逸士一般的悠闲生活。咸康中，在扬州刺史庾冰的强迫下，不得已出任为

庾冰的僚属，但只一个月左右，便又辞职回家。后吏部尚书范汪提名谢安任

吏部郎，谢安即写信拒绝。御史中丞周闵奏谢安被召，历年不到任，应禁锢

终身。经皇帝下诏才赦免。谢安堂兄谢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

四州军事，握有相当的军政大权。升平元年（357）谢尚死，谢安的哥哥谢奕

接任谢尚的官职。次年，谢奕也死去，其职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

家，屡出大官，家门富贵，只有谢安一人隐退。谢安妻子是名士刘惔的妹妹，

也是名门闺秀，问谢安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谢安轻蔑地说：“恐怕免不了要

出来的。”谢安隐居时，每外出游玩，常带妓女相随，司马昱（后即位为简

文帝）当时任宰相，听后说：“谢安既然肯与人同乐，也不会不与人同忧，

召他会出来的。”果不其然，谢安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政局有明智的

见解。隐居时，亦常常协助兄弟从政。谢万任吴兴郡太守时，谢安随万赴任。

谢万有时贪睡，谢安便往床前，手叩屏风呼他起来理事（《太平御览》卷七

○一引《俗说》）。升平三年，谢万奉命讨伐前燕，谢安也随军北上。谢万

为人傲慢，谢安便劝他说：“你身为元帅，应常常关心手下将领，使大家齐

心协力，哪里有像你这样傲慢而能成事的呢？”谢万不听，反而每称诸将为

“劲卒”，手下的人都对他很不满。谢安十分着急，亲自登门拜访谢万的部

将，对他们厚相逊谢亲托，自队帅以下无一例外，深得人心。后谢万战败，

手下本欲乘机起事，因念及谢安的缘故才作罢

在南京秦淮河畔有个乌衣巷，是历代诗人大发诗兴的地方，最有名的当然要算刘禹锡的《乌衣巷》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向寻常百姓家。”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咏史诗。朱雀桥，在作为六朝都城建业（南京）的正南门外，是当时车马填塞的交通要道，至唐代已是野草丛生一片荒凉之地了。

乌衣巷，是东晋时豪门贵族聚居之处。他们的子弟，人称为“乌衣诸郎”，这巷名便由此而来，当时的豪华热闹于此可见，可是如今夕阳残照，冷冷清清，显示出衰败气象。开头两句诗如双峰突起，不仅地名相对，而且颜色也相对，堪称工对，写出了惨淡凄凉的景象，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兴衰所发出的感叹。下联因景生情，用叙事的笔调抒发感慨。据传王导家建有一堂，堂上悬有书写“来燕”二字的匾额。

诗人从燕子的飞翔，引出了人事的变化、盛衰的变化，实际上却反映了整个封建王朝贵族的共同命运。他们的所谓炙手可热、荣华富贵，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也含有警告当时统治者切莫重蹈覆辙，诗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

至于宋人贺铸的“访乌衣，成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也同样寄托着沧桑之变的情怀，使人读后有抚今思古，不胜感叹。至于诗和词中所提到的王谢二家，就是指的东晋王导和谢安二家。

关于这首诗相传有个故事，说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在白居易家作客，谈到南朝兴亡，打算各做一首《金陵怀古》诗，刘禹锡斟了一杯酒饮完后，诗就做成了。白居易吟诵了这首诗说：“四人探珠，你（刘禹锡）已先得珠子，还要龙爪做什么？”于是三人就停笔不作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姑置不论，但由此可见人们对这首诗的评价确实是很高的了。

王导是东晋初年的宰相，权势显赫，威震朝野，当时有“王与马（指晋帝司马氏）共天下”的歌谣。成语中有“新亭对泣”，表示思念故国的意思，就是说的王导的故事。一次王导与北方逃难过江建立东晋的同僚在南京郊外新亭（又名劳劳亭）饮宴。座中周侯岂页叹息地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发出了山河沦陷的感叹（当时北方领土沦陷在匈奴人刘曜之手），于是在座的宾客都相视流泪。

王导见此情景，愀然变色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勉力国事），克复神州（收复中原失地），何至作楚囚相对（何至于那样没有出息作当年被俘的楚国囚犯那样相对哭泣呢）？”王导的话慷憾激昂，批评了在座同僚消极悲观的情绪。虽然只有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却把王导为人鹤立鸡群，见识不凡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事见《世说新语》）。

诗词中提到的“谢”，就是谢安，别名安石，他是晋孝武帝的丞相，人称谢太傅，功勋卓著，曾一度辞官退隐浙江会稽东山，当时曾有“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足见他的威望之高。后复出主持大局，因此又有“东山再起”的成语，表示免职以后再度掌权的意思。后秦符坚扬言投鞭可使长江断流，率领大军进驻淝水北岸，威逼东晋，朝野震恐。谢安时任征讨大都督，他从容调度，终于大破符坚、是为军事上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

据说他侄儿谢玄从前线送回报捷书信，可是谢安得信后面上却了无喜色，对弈如故。及至下完棋返回内室，终于压不住内心喜悦，鞋后跟过门槛时折掉，他高兴得竟然没有察觉，其镇静自若，儒雅风流，在历史上一直传为佳话。

王导、谢安与书法都大有渊源，两人都是东晋的大书法家。王导是王羲之叔父，擅长行草，《书断》称他的书法是“风棱载蓄，高致有余，类贾勇之武士，等相惊之戏鱼”。意思是说他的草书写得既饱含棱棱风骨，又高雅而有韵致；既有武士的雄伟，又如戏鱼般的灵活娇曳。王羲之书法得以成名，与王导指点是有关系的。

在东晋书坛上，王导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身居丞相职位，而且在书坛上他也是名列前矛。他闲下来就喜欢弄弄笔头，挥毫不止，他学的是钟繇、卫笔法，即使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王室南渡时刻，王导也没有忘记把钟繇的《尚书•宣示帖》藏在衣带里带到南方。足见他对钟繇书法的爱好了。

至于谢安，他是参加王羲之兰亭集会的一员，平日与王羲之诗酒唱和，书法切磋。据《书断》所述，谢安学写正、草书体就是就教于王右军。《述志赋》称谢安“善草正，方圆自穷”。谢安的草书在东晋是很有名气的，有副对联写道：“谢草郑兰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其中的“谢草”，看来就是指的谢安草书，又如宋代词人、书法家姜夔曾说过：《兰亭记》及右军诸贴第一，谢安石（即谢安）、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由此可知谢安书法、尤其行草书的知名度是仅次王羲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