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翔-国民党上校名单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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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线路：番145路→地铁3号线→地铁1号线→地铁6号线，全程约285公里

1、从红花岗步行约12公里到达里仁洞站

2、乘坐番145路经过7站到达地铁大石站

3、步行约210米到达大石站

4、乘坐地铁3号线经过7站到达体育西路站

5、乘坐地铁1号线经过2站到达东山口站

6、步行约250米换乘地铁6号线

7、乘坐地铁6号线经过5站到达一德路站

8、步行约660米到达广东省中医院

这个说不准，两杠三是上校，也许是正团，也许是副师级，拿地级市来说正团和区长是一个级别，副师和副市长一个级别，但是按规定，转业是要下降半级的

我所知道的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

当孙中山先生任大元帅，挥军北伐入桂的时候，薛岳是当时陈可钰所部的警卫团营长。李济深兼西江督办处时，薛任副官长。薛性情暴燥，每一怒发，便动手打人。有一次持蚊帐竹追打勤务兵，由部内追打到街上，打至帐竹折断尽才罢，因而有薛老虎之称。至民国政府组成，建立国民革命军，汪精卫、廖仲恺等以薛曾追随朱执信、胡毅生等有过贡献，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变，薛也为孙先生出过力，效过忠，乃介之于蒋介石，投入何应钦所领的第一军（似是也当了师长，记不清楚）。年北伐，第一军由闽攻浙，继下淞沪，首入上海的是薛岳。

薛在第一军，虽然立过了战功，但干得并不得意，不但不得意，而且是失意。因为第一军是黄埔系的主要堡垒，非黄埔系出身的要插足其间，已是不容易，薛全凭汪的“左”派招牌撑腰，才能混进去一时的。但暴戾成性，早已不得众心，入沪后恃功傲物，大招人忌，又以行伍出身（薛虽读过黄埔陆军小学，但未毕业，又当过兵，故自填出身履历，是写行伍的），自鸣得意，更加使黄埔系人物看他不起，终被排斥而去。

及革命形势遂起变化，迄武汉分共，广州“清党”。薛的所谓革命，当然是局限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中，离不开自私自利的轨道的，只好又投回李济深的当时的反共旗下，请予收容了。李既“清党”于前，自必防共于后，亟须增强扩大武力，薛的来归，正合使用。于年夏末秋初之际，成立了新编第二师，任薛为师长。新二师所属的是邓龙光一团、黄固一团和陈公侠一团。邓龙光原是和叶挺奉张发奎之命回粤招兵，各自编成一个补充团的。

叶团招补足额在先，已回武汉，升任第24师师长。邓团因兵额未足，故暂留粤。李就因利承便，把他编入新二师，并升兼副师长。师的参谋长是罗梓材，参谋处长是孟敏，副官处长是吴飞，经理处长是黄国维，军医处长是冯某，政治部主任是戴振魂。这就是新二师的全班人马了。我参加北伐至克武汉后不久，病重赴沪留医，这时正由沪到港。

因为我在年年间长期任广东省农业厅的主任秘书，陈公博当时既兼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书记长，又兼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此外的兼职更是数不清，恒一头半月不到厅，厅事无异是由我代行。故在业务范围内，经常与当时的广州工代会和省农协会主持人刘尔崧、冯菊坡等有接触和往还，遂被所谓西南当局廉价地戴上了红帽子，列入黑名单中通缉，迫得留港。

新二师政治部主任戴振魂需要我相助，乃由邓龙光出名保证我，于是我便在薛部搞起政治工作来。不久，戴病，便由我代主其事。从此我就经常与薛直接发生接触了。每到师部，不时听到薛的拍桌声和骂人声，甚至手打脚踢，连参谋长也不例外。参谋处长孟敏，更是薛的长骂对象。孟敏曾对我说过，如果没有奴隶性，在这里是过不得活的。但薛对副官处长吴飞态度又完全不同，十分谦虚，因为吴年老，是前辈。

对我也还有礼貌，相见时总会握握手，别时也送出房门口，有时也会到政治部谈谈他的“革命”历史。记得他谈过随朱执信先生搞绿林运动，怎样在山寨中当刂狗，吃狗肉，饮得烂醉，谈得津津有味。据说他这种态度，是尊重文人云。所以薛的对人态度，是因人而异的。不过暴戾横霸，乃其本质，谦虚和善，是他的作伪而已。

在当时，师部对人事的安排，有一件我认为是突出的，就是官佐中有了女性，是当经理处的金柜职务。此人姓方名基，就是薛之小姨呢。经理处还有一位女性准尉雇员，已记不起其姓名，是方基的助手，也可以说是方基的女佣。薛妻也常到经理处，无异是太上处长。大约这就是薛、方结合所签订的经济条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罢。其后经理处长黄国维是与方基结了婚的。连襟小姨，掌握饷糈命脉，新二师的家当，也就是薛妻方氏的家当了。

还有两事，也是比较突出的。有一天，薛到政治部来，直入我房中，拿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纲领给我看，要我替他参酌。是用红墨水写的，是他亲笔起稿的，共有二十多条。我看了不禁愕然。我问他，是否要仿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做法？是否对孙文主义学会另树一帜？他都答不出所以使然。我还说，定出纲领，总要写出个缘起来，用什么主意写缘起呢？他就要我代他想，而且说慢慢想也不迟。既然不是即办的，我只好接下了。

当时我是连国民党也不加入的，散漫自由，成为习惯，搞组织是我最怕的事，故对此绝不感兴趣，一丢就丢下了。他虽然追问过一两次，我答以还未想出主意来，以后他也不再提。大约一时高兴过了，以后也忘了。从这一事，可推知薛的夜郎自大，搞私人集团，搞核心组织，野心早已孕育于此时。还有一件事，极端地表露了他的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企图。本来部队政工是有其一贯系统的。他当时是不把四军政治部看在眼内。

政治部初成立时，他就吩咐，不要理睬李济源（系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李济深之弟），人员是全部自行决定。邓团和陈团，还没有政工组织，自不成问题，惟黄固团成立已久，团、营、连指导员皆备，怎样处理呢？薛就来一个考试，要他们考口试，考笔试，是个别出题目的。薛还亲自参加监考。原来的团指导员关某，认为薛此举是侮辱，拒不接受。薛就以抗命罪名相加，把他扣留。其余的干事和营、连指导员都只好应考了。

薛还检查了各人的履历，其中不少是黄埔生。他就不管口试和笔试的成绩如何，决定全部不要，以泄在第一军时被排斥的旧恨。其中有个连政训员黄亮英，也是黄埔生，讲得不错，也写得不错。我以“人才”难得为理由，提出保留，而且说一扫光，也是不好的。经过再三的陈说，薛才答应。而全师的政工人员是好几十人的，薛的喼袋内又没有这种人才。

他只好介绍了一个，是他的乡村之妻的弟弟朱恶紫（朱原名慕紫，命名之意，原是仰慕紫气东来的，在白色恐怖下，犯了大讳忌，乃易慕为恶的），当了政治部的上尉科员，此外没再有人了。弄到我们四处拉人，忙个不了，连当时在国华报副刊写小品文的“迫击炮”、“刀仔”（均是笔名）等都拉了来，才组成了班底。关某被押一夜，吓得家人心惊胆跳，以为不知犯了什么大罪，乃向李济源求救。李派了秘书张三民来调查。

张是我的旧识，经过商量，由关写悔过书，才把他释放。好在李济源是个好好先生，把关调回军政治部任用，便算了事，没有因此闹出风波来。

新二师成立时是在广州，师部就设在省议会旧址上，大门是对正东较场。政治部设在东较场边的一所旧寺宇内。当时东较场还是行刑的地区，天天都闻到杀人的枪声，有时还是连珠般地响个不停。我和宣传科长张宗燧都在农工厅工作过。当枪声过后，会去看看遗尸，目的是看看有无自己相识的人在此丧命到枉死城去。许多是头部中弹，血肉模糊，已看不出庐山真面目了。

记得有两具遗尸，正是我在港教学时的学生，是因香港大罢工，在反帝的号召下，归来祖国的。既不是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不是，还是由我介绍给刘尔崧安置在广州工代会属下的工会中，干些庶务工作，以维生活的，也竟然无辜丧命。

与这两人遭同一命运的，何止恒河沙数？当时的所谓西南当局，在清党后诛连罗炽，滥捕滥杀，不管青黄黑白，一律加之红，真是冤气充塞天地间了！我曾将这事情，向薛反映过，薛却无动于衷，反而说出那句丧尽天良的话来：“干大事的人，怎管得这么多的小事。”原来乱杀人是小事，薛的居心竟至于此。

新二师在穗的时间甚暂，不到一个月便开去韶关整理训练。刚到韶关，薛就要政治部办日报。在当时韶关的物质条件下，办一份日报，是谈何容易？自置印机铅字，更不是一个晚上能成功的。由印刷店承印吗？当地已有一间北江日报，再无余力承接这笔无法负荷的生意。薛就直截了当，不管北江日报的主权谁属就接收过来。好在北江日报正苦经费无着，薛来接收，如释重负。欠下的帐，薛又不承认，印刷店迫得留下一笔永无可追的烂帐。

更恐重蹈覆辙，要政治部先交印刷费，自行买纸才能重新出版。从此，北江日报，便每天都有吹捧薛的文章或新闻了。如果一天没有的话，他看了就不高兴。那时主办该报的是总务科科长黄治平，每晚都为写吹捧薛的稿子而搜索枯肠，叫苦不迭。连薛放一个屁也只好说它是香的了。至政治部对内的“精神讲话”，原本军政治部是有提纲发下来的，薛也认为不合意，说它空泛，要政治部自己另起炉灶，要以本师为中心内容。

所谓中心，就是暗示薛的自己，就是要拿他的所谓革命历史和所谓武功与言行，作为模范，向士兵灌输；而且规定这些精神讲话，不只由连指导员向士兵讲说，还要分发给各级官佐阅读，企图从此骗取全师官兵对他信仰的确立和加强。薛的专横作风，类如此的，是说不胜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