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国利病书-船山遗书

遗书指人死前给后人的书信

探源（1）前人的遗著。如：王夫之的《船山遗书》。也指前人所藏之书。（2）散失的书。《汉书·艺文志》：“使谒者陈龙求遗书于天下。”（3）书面遗嘱。

一词多义

1指前人的遗著、遗作。《书序》：“《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礼经》：父之遗书，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泽，不忍读用。”清王夫之《文学膴原氏墓志铭》：“又四月而忘，哭抱遗书，授余为订定而传之。”

2指前人的藏书。昭连（清）《啸亭杂录·昌龄藏书》：“今日其家式微，其遗书多为余所购。”

3指散佚的书。《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朱竹君学士筠为翰林时，高宗方诏求遗书，公奏言翰林院库藏明《永乐大典》，中多逸书，宜就加采录。”孙犁《秀露集·耕堂读书记》：“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

4谓留下书信。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韩凭妻］遗书於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洪深《冯大少爷》：“生归己室，悲愤不自聊，竟遗书其妻，挥泪弃家而去。”

5死者临死时留下的书信；遗嘱。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峯，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宋桂万荣《棠阴比事原编·司空省书》：“有一女，不贤，其父病，因呼族人为遗书，令悉以财属女。”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妹妹还说哥哥写得有遗书，她整理好就抄一份寄来。”

6投书；寄信。《史记·吴王濞列传》：“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鼂错擅适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鼂错，复故地而罢。’”《宋书·张邵传》：“谢晦反，遗书要邵，邵不发函，驰使呈帝。”易宗夔《新世说·德行》：“魏名象枢，山西蔚州人，其讲学笃实纯正，与孙夏峰、李二曲及汤陆诸公遗书往复。”

《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

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

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

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略》）。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

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

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他不愧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更是中国资本主义民主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