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词-非常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的诗词

《李煜词赏读》这本书不错，由线装书局出版，全词除去有争议的词外，收录和评析得比较全面，里面还附有李璟和冯延巳、韦庄的词。个人觉得这本书对于了解他的生平和研读他的词都有很大的帮助。

李煜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煜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话来概括：“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首先。李煜词扩大了入词的题材范围。南唐词发展到李煜词，同花间词的区别，就泾渭分明了。《花间集》作者虽然都是文士，但其范围囿于风月脂粉，其作用限于饮宴应歌，乐筵按曲，仍不脱“伶工之词”的身分。要说抒情，十九乃咏妓情，涂饰金粉，而内心贫乏。

而李煜词所采用的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通过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无意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使词摆脱了长期在花间尊前曼声吟唱中所形成的传统风格。他后期的词写他的自身经历和生活实感，多家国之慨，冲破了词的原有藩篱，扩大了词的境界，在内容风格上，超越了温庭筠和冯延巳，呈现出新的方向和新的力量。把词引入了歌咏人生的正常途径，循此以往，词才与诗殊途同归。

成为词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才有了日后出现苏、辛诸大家的可能，对后来豪放派词家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李煜丰富了填词的艺术手段和写作技巧，所采用的白描手法和词作中感时伤世的情调，对后世词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宋时的晏几道、秦观、李清照，还是清代的纳兰容若，都有可以看到李煜词的影子。王士祯《倚声前集序》中认为词中婉约一派：（李）璟、煜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

当然，李煜词的这些艺术成就，不仅决定于他个人不平常的遭遇和他在词创作上的努力。同时由于晚唐五代以来，一些词人在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使他有可能在这基础上继续提高，这其间，西蜀韦庄早就在花间词派里独树一帜，而南唐的冯延巳，李璟更是直接引导他向这方面前进。

总之，。李煜在改变词风，提升词的文学地位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为宋词的繁荣起了极好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感怀故国。以追忆往事入笔，写眼前之景与回忆之景。春花秋月本是美好之物，作者却企盼它早日“了”，小楼“东风”带来春天的消息，却引起了作者“不堪回首的嗟叹，因为它们都引发了词人物是人非的惆怅，与他由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的沉痛。是十分真切而深刻的。

这些词写的都是他亡国后的内心剧痛。在这些作品中，流露着沉痛与哀伤的情绪，但又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

相看泪眼（词牌：雨霖铃）词：柳永（宋）曲：古月编曲：陈扬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沈沈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出力不讨好

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

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

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

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

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

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

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